改革開放道路之起點
2020年4月4日
今年生肖屬鼠，歲次庚子，一百二十年前的庚子年在中國發生了一場震動朝野的戰爭，戰爭結果當然是中國慘敗，賠款之巨堪稱近代中國戰爭賠償史之冠，連利息合計需賠款八億五千萬兩，戰爭不但打擊滿清末年國內的經濟，而且嚴重傷害中國人的情緒。
這場戰爭稱為「八國聯軍之役」，發生在剛踏進二十世紀之際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乃因當時愚昧的執政者慈禧太后誤信民間組織義和團，以為憑藉他們力量能夠驅逐外國勢力，任由他們摧毀外國在中國的財產，包括殺害教士、焚燒教堂、甚至拆毀鐵路，最後導致由英、法、德、美、俄、日、意、奧組成的聯軍闖進北京大肆劫殺，結果迫使與八國簽訂歷來最喪權辱國的申丑條約。
在政治及財政方面，八國聯軍之役對中國的影響固然深遠，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場戰役結果卻推動了中國改革開放之路。歷史學家常將中英「鴉片戰爭」是中國門戶開放之始；「洋務運動」是中國改革之先。原因是前者迫使滿清政府開放五口通商，自始國人與外人接觸加深；後者乃由朝中重臣主導，開展西洋實業，讓國民可以享受外國事物。然而情況並非如此。
廣州、福建、上海、廈門、及寧波五個港口開放以後，雖然多了洋貨進口，但畢竟中國幅員大，地域廣，能夠享受洋貨的人仍然少，真正接受的人還不多；洋務運動只是一件不能保暖的美麗外衣，興實業，築鐵路，辦學校只是洋軀殼，內裡仍充斥著儒學的思想，因此這種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運動的失敗，在中日「甲午戰爭」中表露無遺。
八國聯軍戰役後，中國在改革開放的發展，情況完全不同，清廷分別在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及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廢除科舉考試及下詔實行西方式的君主立憲制度，終於從制度層面進行徹底改革。因為要使改革或變法得以成功，必先推出讓改革有利的制度，這就是制度變遷的重要所在。十八世紀英國能夠從手工業走進電動工業，促使「工業革命」在英國爆發，就是由於英國早在1215年有了「大憲章」限制君主權力，及1688年「光榮革命」後以法律形式對國王的權力進行明確制約，使國會有效運作，讓民主及法治制度呵護工業革命的發展。
清末的情況跟英國當年十分類似：首先，廢除科舉考試推倒了儒家學說在中國社會的地位，由於沒有儒學的支配，國人容易接受外來科學，中國各地紛紛建立西方學制的學校，並且動用庚子賠款選派留學生到國外接受教育。其次，立憲運動的影響也深，雖然有清一代始終沒有真正落實君主立憲，但民主思想卻遍地開花，孫中山的革命思潮雖在甲午之戰後經已出現，其政治及經濟理念卻在庚子以後才漸露端倪。
1894年（光緒二十年），孫中山於檀香山創立興中會，其誓詞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只含獨特文化的民族觀念，到了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同盟會成立時已經加上「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誓詞，其中兼具民主政治及民生經濟各方面的西方思想。直至1911年，亞洲第一個共和政體——中華民國——成立，中國摒棄了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一個富有西方特色的政治制度在中國建立起來。
拋棄儒家學說及君主專制兩種制度，中國在文化及政治方面徹底地作出改變，對改革開放有正面影響。儒家思想使人思想閉塞、墨守成規、故步自封，故自六世紀隋朝以來歷代政府藉此學說作科舉考試內容，利用文化控制國民思想，原意是希望培養國民忠君愛國之心，鞏固君主的執政地位，終因儒家觀念以天朝自居而团關鎖國，犧牲了自十一世紀宋朝以來的繁盛與富庶。
君主專制是中央集權的支柱，中國歷朝政府都以君主專制制度來推行中央集權，用意是弱化地方力量，當所有力量都集中中央時，地方暴亂相應減少，社會乃得以穩定，政府地位因而穩固。然而君主專制如洪荒猛獸般阻礙思想的自由傳送，使彊固的儒學深植於中國知識份子之中，西方科學雖然打從十四、五世紀明朝不斷傳入，但為國人接受者寥若晨星。
西方式的繁榮在民國建立後湧現在中國境內，可見當時改革開放之成功程度，若果沒有廢科舉及棄專制兩制度，改革是沒法成功的。由此得以引證中國近代改革開放的起點是在庚子義和團之亂以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