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逝世，新加坡政府開放總理府給國民向李光耀弔唁及道別。報導指前來的民眾絡繹不絕，平均需要苦候兩至三小時才能向這位開國總理致敬。李光耀素被國際稱為獨裁者，在他主政期間，不時以鐵腕政策對待反對其施政之人士，包括將不同政見者在未經法律裁決下予以監禁。新加坡實施的是市場經濟制度；政治上更不是北韓式或中國在毛澤東時期以推行領導者個人崇拜為務的國家。然而這次新加坡國民自願地向一代獨裁領袖致敬，實有深入探討的趣味。
經濟學是處理在有限資源下達成最大效益的學問，因此被稱為研究「選擇」這一技能的學科。從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古典學派到馬歇爾(Alfred Marshall)新古典學派，這種選擇只被看作是個人事務的選擇。對於公眾事務的選擇，經濟學要到上世紀六十年代才出現以布肯南(James M.Buchanan)為首的「公共選擇」學派。所謂公眾事務的選擇，是泛指國家或社會制定與大眾息息相關的政策方法。
國家或社會政策的制定有由社會大眾參與決策的民主方式、也有純由領導者一人決定的獨裁方式。國際上現有的政治制度下，民主方式又分間接民主(議會制度)及直接民主(公民表決)。從經濟角度看，直接民主的選擇費用(如投票或表決)較間接民主的選擇費用高；民主方式又較獨裁方式的選擇費用高。三者比較下，直接民主的選擇費用最大，其次是間接民主，選擇費用最低的是獨裁。假如國家或社會的領袖是一個英明領導者，他所提出的每項政策都能增加社會大眾的福祉，獨裁未嘗不是一種適當的政治制度。
新加坡是一個只有718.3平方公里的小島國，缺乏天然資源，1965年獨立後李光耀帶領新加坡走進國際舞台，短短十年間，新加坡的經濟迅速增長，年均GDP增長達9%，與此同時她與南韓、台灣及香港並稱為「亞洲四小龍」，今天新加坡成為全球第四大國際金融中心。這些成就彰顯李光耀的才智，然而英明的領導者除了擁有才智外，志向也很重要，一顆全心全意為國民謀取福利的心並非一般人獨有，但英明的領導者就擁有。1965年由於新加坡被逐出馬來西亞聯邦，李光耀為了新加坡經濟喪失了龐大的依靠而難過，黯然決定新加坡獨立，由此可見他確是懷有為國民謀求福祉的志向。因此可以理解，新加坡國民對李光耀尊崇的原因。
李光耀為人所垢病者，是他執政時對待反對者的鐵腕手段，被稱為高壓管治。如果我們不考慮這種鐵腕手段背後的道德層面，假如在英明領導者在位的時候每有政策都要諮詢公眾，這樣公共選擇的社會成本(選擇成本加政策失效成本)必然大於用獨裁方式做決策的社會成本。這是因為如前所述，獨裁的選擇成本最低。相反，假如一個庸才當領袖，若由他一人制定政策，政策失效成本一定很高，這時採用民主決策便順理成章。雖然民主的選擇成本大，但它可以抵消政策的失效成本。
誠然從思考能力來說，個人之力必不及多人之力，英明領袖縱有雄才大略，亦不可跟從集思廣益中得出的管治政策同日而語。但是要明白一點，公共選擇的社會成本是由選擇成本加上政策失效成本所組成。其中決定政策的人數愈多，選擇的成本愈高，即選擇成本是決定政策人數的遞增函數；決定政策的人數愈多，失效的成本愈少，即失效成本是決定政策人數的遞減函數。那麼總有一個決定政策之人數使總社會成本最少。這個人數會在選擇成本線與失效成本線交點上出現。由中國歷史可得知，中國歷代所採用的並非民主制度，雖然一切政令名義上都經由皇帝頒發，但政策卻並非由皇帝一人制定，而由政府官員所制定：漢代是十三曹、唐代是政事堂、宋代是中書及門下省、明代則是六部給事中。都是由社會成本最低的一定數量官員來制定國家政策。因此可以斷言中國傳統政治制度並非獨裁，也不屬現代的民主。
當然我們不能奢望英明的領袖會不斷出現，而一個國家或社會又不可能在英明領袖在位時採用獨裁決策；庸碌領袖在位時採用民主決策的政治制度，因為不同制度的轉變是有成本的，將制度經常變來變去，所消耗的社會成本是相當巨大。而且英明領袖百年難得一遍，回顧中國歷史，有多少如：漢武帝劉徹、唐太宗李世民及清聖祖愛新覺羅玄燁等明主出現。
況且領袖是否英明是當事人的私人訊息，它不會容易被社會大眾所發現，這是訊息不對稱的常規。因此當有英明領袖出現，人們不可能立即就知道他是英明領袖，假如這個人是英明的訊息永遠不被大眾發現，他的領導者地位便永沒機會達成。唯一的情況是進行流血革命，推翻現有領袖，讓自己坐上領袖位置。例如「王莽篡漢」，「玄武門之變」，及「靖難之變」便是歷史佐證。然而採取革命手段，往往造成人命傷害及經濟損失，社會成本會非常高昂，有時還會得不償失。
綜合而言，實行民主選舉是解決上述難題的最佳方法。首先因為國家或社會領袖之選舉，由全民大眾所決定，選出的領袖雖然不一定是絕對英明，但不會是平庸之輩；其次，因為領袖選舉是一項候選人之間的公平競爭博奕，候選人在競選時會將個人的背景及經驗向大眾廣發，因此解決了訊息不對稱的困難；再者，領袖的更替由選舉手段代替武力革命，避免釀成高昂的社會成本。